唐柳飞

如果说生活在汉朝的文人有着对国家“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反思，唐朝的文人有着“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豪迈，宋朝的文人有着“王师北定中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遗憾与期望，那么生活在明清之交的文人则处在一个跋前惠后的局面。对于这群儿时“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文人来说，明清之际的时代变革让他们逐渐认识到心中的理想家园与现实生活的差距已愈来愈大，他们选择的余地，随着清军南下脚步的加快而渐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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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十七年(1644)3月19日，李自成率领大军攻入京师内城，崇祯皇帝于煤山自缢，结束了自己同大明王朝的一生。这一事件对于明朝末年的广大士人而言，无疑是天崩地裂的震撼。

生于明朝末年的冒襄自幼就接受文学熏陶，年少成名的他与其他文人们交际，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与见解。然而天负英才，他科举不第，又身处风雨飘零的明末，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多年沉浮中，洞悉明末局势的他不愿再仕，他呼喊出“名场十载未逢时，愁魔病鬼交相簇”的哀鸣。他深知明兵劳顿，明民困苦，仅凭自己之力，如蛭蝌撼大树，退隐似乎是他保全自身的唯一之路，谢绝清臣引荐，也是他坚守内心的证明。

作为明朝的臣子，故国逝去的事实固然伤他极深，但年仅34岁的冒襄并未就此堕落，冒襄仍有豁达开朗之气。这个时期，我们在冒襄的诗文中可以感受到他对这时代巨变的感叹，如“沧桑”“鼎移”“陆沉”等词，“己见沧溟涸，俄惊大陆更。谈棋淆块垒，洒翰寄深情”之句。冒襄抛下从前“学而优则仕”的理想，随父归隐水绘园。当清朝大军南下的时候，明朝的复社仍然有不少成员继续与清军斗争，例如陈子龙在松江起兵，黄淳耀在嘉定领导军民进行抗清斗争。但是大势已去，他们的斗争就像是浪花拍击石头，虽有着巨大的决心和勇气，仍难逆天改命。他们最终还是同大明王朝一起被裹挟至历史的长河中一去不复返。待到明朝真正消失之后，忠于大明的他们无法接受山河改弦易辙的事实，许多人选择隐迹山林，其中不乏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家，也有以方以智、杨廷枢等为代表的仕人削发为僧，愤然出世。不过多数人还是入朝为官。无论是出于追逐名利的主动，还是清廷以各种手段加以逼迫的被动，这一事实都使“遗民”成了少数。但清廷的征辟、大臣的举荐都没能拦住冒襄匆匆出世的脚步。他隐居到水绘园，不再与这个自己不喜欢的世界打交道。

归隐于园林的冒襄，便将他的文思赋予水绘园之上，这小小一个庵，寄托了他对树石、建筑、人生的理解。他写下了“外葺理水绘，易园为庵，以待四方世好”，表明他的坚决之心。他的前半生有着蓬勃的朝气，在笔下挥斥文人义气。有才华，有能力，有声望的他仗义执言、高歌猛进。那时那刻，他专一于清除明朝的反臣阉党。而在具名《留都防乱公揭》这一巅峰时刻之后，随着其父的入狱、科举受挫，他的人生也坠入低谷直至隐居山林。从始至终，他的坚决一直在于振兴明朝的荣光，这似乎已成为他的执念，贯通了他的一生。

二

赵翼曾言“国家不幸诗家幸”，国家的巨大灾难往往可以催生出伟大的诗人。亡国的悲痛是冒襄内心一时难以排遣的情绪，其诗文中蕴含极其浓烈的家国之思。我们现在看冒襄的诗文，就会发现家国的破亡对于他的精神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文人，他除了抒发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外，对明朝的灭亡也有着自己的反思与理解：宦官当权，军事和政治上的腐败，优秀的忠君爱国之人遭到迫害，普通百姓遭受层层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冒襄一边问自己，为什么自己忠于的大明王朝会成为这个样子，例如他的诗“大厦白日倾，横云恣枭鸥”“海鳄不驱徒坏陆，鬼方何力惨伤群”。人民群众有什么错呢?腐败的明廷为了自己的私欲，把明廷同全国人民画上了等号，把亡廷转化为亡国之痛传递给了自己。冒襄这一层面的思考相较于多数明朝遗民简单的怀念而言无疑是进步的。

诗人的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一方面是出于“华夷之辩”、对于异族入主的排斥和对故国的怀念；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出台了对汉人多有歧视的政策。遗民们也多用诗句表现自己的今昔之感。

清康熙四年(1665)，也就是明朝亡国第21年，居于风景独特的水绘园中，冒襄却觉得“近来游兴减”，不知“何意得春情”。这未尝不是失落心境的体现。在现实世界里“柴门终日闭”，同道中人往来稀少，便“通身追晋代”，与古人为友，效仿古人兰亭修楔，作诗遣怀。“古意堪谁语”，诗人的发问略显苍白，他明白往日之事不可追忆，如今“良朋绝代，儿辈盈阶”“应知此日佳”。

诗中“三十年前”应是诗人仍在明朝为官时。一个“应”字，诗人道尽了内心的失落。作为明朝遗民，诗人自我安慰。一个“应”字，也显现出诗人内心的纠结与迷惘。诗人无法寻得内心的宁静，无法纾解内心失落之感，只得寓居于水绘园中，同士子逸老吟诗作赋。诗人内心的失落之感是隐晦的、内敛的，他尽全力不让内心失落之感外露，自我欺骗式地认为每个人都不会显而易见地表达故国之思，却不曾想故国感伤心照不宣。

冒襄所作《和阮亭〈秋柳〉诗原韵》托物寄怀，尽抒悲慨，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堪称第一。在这首诗里，冒襄把柳作为明末歌姬的化身来写，以此抒发故国之思。以王士祯的原唱为基础，冒襄的和诗根据其本人在南京城的所见所感，托物寓怀，联想到眼前的物是人非，从而产生了巨大的人生幻灭之感，其诗中蕴含浓重的故国哀思，人生悲叹。因此可说，冒襄的和诗实现了对秋柳意象的超越，抒发了诗人对历史和人生的旷达态度。除此之外，冒襄在《宣德铜炉歌为方坦庵年伯赋》中，通过追忆故国文物，表达了他对故国的思念。明末清初，以故国之物寄托故国之思并不罕见，冒襄也只是其中的一分子罢了。难能可贵的是在《鹊桥仙.重九日登望江楼，演阳羡万红友〈空青石〉新剧，老怀帐触，倚声待和》中，已是80多岁老人、在清朝生活了将近50多年的冒襄，仍然用“朴巢已覆”“烟林全换”，暗含明朝灭亡、清朝取而代之之意，词句中暗寄对明朝之追怀。

三

作为水绘园士人的核心，冒襄的感伤抒怀诗是以揭露晚明腐败、托物寄怀和怀念旧物为主的。而对于水绘园士人这个群体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表达方式。与冒襄情志相同的还有其好友王士祯，在他的《水绘庵修楔(选四首)》中，首先是“前年曾到湘中阁，阁外天寒水方落；西风飒飒猿啾啾，惜别怀君芳杜若”，以凄凉之景来烘托自己的凄凉之心情，随后诗中的“永和三日今千载，坐使清风满竹林”运用了典故。“永和三日”是指王羲之《兰亭序》记永和三年(353)三月上巳日会集名士于会稽山阴山亭，作者在此用典，其实也就指的是王士祯感伤昔日和朋友一起在水绘园无忧无虑创作游玩的时光已经过去很久了，也是暗喻故国已经逝去很久了，这是全诗的点睛之笔。

除了冒襄和王士祯外，水绘园士人群体中表达对故国感伤抒怀的人还有很多。邵潜自号“五岳外臣”，外臣是古诸侯国对别国君主的自称。从其自称便可以看出其对待清王朝的态度。陈维崧在《冬日过水绘园作》中的那一句“我生疲津梁，何能学澳恕”，则表示自己与清朝政权的对立与决裂态度，也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与感伤之情。在杜峻的《水绘庵题咏》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感伤则更甚，“向时范蠡船无恙，虾菜应须岁岁分”。他有几分向往当年的范蠡，想逃离这自己看不惯的政权，可是一切都无法改变。随着水绘园以及冒氏家族的落寞，这样的感伤抒怀诗则是越来越少了。在沈涛的《水绘园吊冒巢民先生》中，“清流几公子，白发老遗民”以及“我怀不可见，寒日下荆榛”，表达了对冒襄的怀念及感伤之情。与同是遗民的友人交往，冒襄得到思想的共鸣与升华，使得自己在隐居时不至于孤独、无助甚至是迷茫。冒襄在诗文中不止一次感叹自己比陶渊明更加幸福。如“陶家儿子无酬唱，王戴追随或可方”，冒襄感叹自己幸运地有同心友人相与交游山水，唱和诗文，共同消解隐居之苦。水绘园不仅是冒襄个人的心灵归隐地，也是以冒襄为中心的文人士子们心灵的共同归隐之处。水绘园一系列唱和活动，让明朝遗老或是贰臣都得到心灵的安慰。

冒襄在水绘园内的隐逸生活，看似封闭，实则是多元化且丰富多彩的。他并没有像以往的遗民一样，与世隔绝闭门谢客，将自身放逐在现实政权之外。冒襄精心建造水绘园，体现了他对亲人命运的关切、对遗民逸老的关怀、对明朝末代士人阶层命运的沉着应对、对历史人生的深切反思。他保留着儒士独立、自由且自适的人格特征，积极推动文学唱和活动，为明朝末代文人提供心灵家园。“士之渡江而北，渡河而南者，无不以雉皋为归”，当时文学活动以冒襄水绘园为核心，由此足见水绘园对清初士人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冒襄广泛交游，其与贰臣的结交，实际上跳出了传统儒家思想忠君的藩篱禁锢，以一种开放进取的心态对社会现实给予回应，向我们展现了明末清初特殊的遗民风貌。

(作者简介：南通大学文学院学生)